閱讀聲明:文章內關于戶型面積的表述,除了特別標明為套內面積的內容外,所涉及戶型面積均為建筑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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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房地產30年啟示錄(41)
1981年5月14日,《青島日報》就登載了一則處理搶房事件的新聞。臺東區(qū)糧食局、面粉二廠、糧庫三個單位在長春路職合新建糧店及職工宿舍樓一棟,正在宿舍樓工程收尾時,被14戶原搬遷戶搶占了二十五套住房。
較終的解決自然是,搶房行為違反社會主義秩序,不能容許。臺東區(qū)政府有關方面一面做工作,一邊發(fā)出通告,責令自行搬出,逾期強遷,并協助搬遷戶安排好遷出新房后的住房問題,要求建房單位加速建好新房,讓搬遷戶早日入住。
合肥居民劉軍八十年代初也有一段搶房的經歷。劉軍是上過老山前線的復員軍人,安排工作時,民政部門答應為他解決住房問題,可等到結婚房子也沒分下來。無奈,新婚夫婦只好寄里在姨媽家3平方米的小廚房,住了兩個月。這也不是辦法,只好在淮河路搶了一套空房,又住了幾個月,那房子大修,小夫妻倆只得分別寄居在親戚家,之后總算分了一套房。
現在這些故事可以是茶余飯后的談資,一笑了之,當年住房之難、之痛,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會,才會鋌而走險去“搶房”。
中國房地產30年啟示錄(42)
1981年,在浙江東南沿海的“千年古縣”瑞安,“二千六”這個有著劃時代意義的住宅小區(qū)卻永遠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中和房地產的發(fā)展史上……
令人倍感驚訝而又興趣大增的是,這個歷史久遠、素有“東南小鄒魯”之稱的縣城(1987年7月建市),幾乎早于廣州、深圳開發(fā)興建商品房住宅小區(qū),開啟了瑞安商品房熱賣之先河。至今,“二千六”仍是不少房地產史學家津津樂道的話題。
在瑞安許多市民的心中,這里是他們整個生活發(fā)生變化的起點。
上世紀80年代前,瑞安城鎮(zhèn)住房制度與全國各地一樣,實施著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福利分配制。隨著國民經濟的發(fā)展,工資制度的改革,城鎮(zhèn)人口大量增加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住房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矛盾日益突出。
市民夏明德一家三代租住在西河橋一木結構房內,三代人擠一間屋,整天老人嗽、孩子鬧、耗子叫,難得睡個安穩(wěn)覺?!白叩庙扅c,怕吵醒老人;起夜時,怕踩著孩子”是夏明德每晚都擔心的事。
中國房地產30年啟示錄(44)
這個由21幢5層坐北朝南的樓群組成的住宅區(qū),由于較初實施時預定每套平均房價為2600元,所以就被群眾以價定名,俗稱“二千六”了。
從“二千六”開始,瑞安市住房商品化改革邁出了可喜的步,并因而促發(fā)了瑞安人住房觀念和方式的根本轉變。
“二千六”剛剛建設時,能夠購到房子、住進新房子的人是幸運而自豪的。僅有160套,顯然僧多粥少。夏明德因為是特困戶,才幸運地擁有了批購房指標。按現在時髦的說法,當時能夠得到購房指標的主要是社會的特殊,一種是在機關里工作的無房戶,一種就是像他這樣的住房特困戶。但是,當年瑞安的分房制度是公正透明的,無論是干部還是普通市民,都要符合相應的條件才能取得購房指標。
夏明德他們原居民區(qū)只有2套購房指標。一套分給了他,另外一套落在和他一樣的住房特困戶頭上。指標下來時,一家人欣喜不已,激動得好幾個晚上沒睡著。
1981年3月,“二千六”批商品房剛竣工時,房價集資款是2600元(較后結算略高于2600元)。2600元,在現在是一筆小錢,可在當時稱得上是一筆巨款。據了解,當時市民的月均收入為30元左右,房價相當于6年工資,不少人一時難以拿出這么多錢。
當年的夏明德幾乎用光了一家三代的存款,又向親戚朋友到處借才湊足了2600元,圓了新房夢。
中國房地產30年啟示錄(45)
1981年6月的,夏明德在羨慕與祝福中搬進新房。在夏明德看來,他的苦日子熬出頭了。
夏明德的房子位于第4幢的一樓,兩間臥室都是朝陽的,每天陽光都能透過玻璃窗直射進來,暖意融融。搬進新居后,鄰居、親友來了一撥又一撥,大家無不嘖嘖贊嘆。入夜,夏明德興奮得難以入眠,想著想著就起來,東摸摸西看看。
“二千六”,每套的建筑面積為50至55平方米,也不超55平方米。縣專業(yè)當初的想法是建得稍微大點,但是上報到溫州地委后,上面答復不能招標。當時的住房標準是,省級每套80平方米,地級60平方米,而縣級只能是50平方米。所以,較終建設的“二千六”,每套房面積都統一在50平方米左右。
“二千六”建成后,瑞安房地產產業(yè)改革前行的步伐并未因此放緩。在沿江新村商品房開發(fā)取得成功之后,瑞安縣政府批準成立了頭家房地產開發(fā)公司——瑞安縣住宅公司。爾后,縣基建局又組建了縣建設開發(fā)經營公司,縣建設銀行也組建了縣建設開發(fā)總公司等。同時,瑞安市逐步對舊住房制度實施改革,啟動住房貨幣分配,建立住房公積金,使得商品房進程不地斷向前邁進。
中國房地產30年啟示錄(46)
1981年8月26日,鄧小平會見港臺知名人士傅朝樞,在介紹國內政策時指出:“允許居民購房也不產生剝削,不是資本主義。個體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建國后一直存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取消,現在又恢復了。外國有人認為這是搞資本主義,是不正確的”。
話題還離不開深圳。特區(qū)的每一步都是艱難的。
深圳經濟特區(qū)從初創(chuàng)開始,特區(qū)建設者們就想方設法要跳出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框框,從束縛人們手腳的許多無形繩索無形網絡中掙脫出來,放開手腳痛痛快快地干工作,建立適應特區(qū)經濟特點的管理體制。
1981年夏天,深圳要興建座高層建筑——20層高的國際商業(yè)大廈,建筑面積5萬多平方米。一開始還是按老辦法,由省建工部門把建筑任務分配給省內一家建筑公司承擔。這家公司按照吃“大鍋飯”的老一套,提出每平方米建筑面積造價要500元。過了兩天,該公司又改口:“經過計算,每平方米造價需要550元?!?沒幾天,該公司再次提高造價:“550元劃不來,要580元!”可又遲遲不把預算拿出來。
中國房地產30年啟示錄(47)
不到一個星期就漲了三次價。該公司還要求市里提供基建材料的供應指標,以及鋼筋、木材和其他特殊材料。
由于基建的甲乙雙方進行著馬拉松式的討價還價,工地閑了近兩個月,青草長得淹沒了行人的膝蓋,還不知道施工隊何時能進場。
這件事給今年初剛剛調來深圳的市委書記兼市長梁湘知道了,他很惱火地問:“走了張屠夫,我們就要吃帶毛豬嗎?”
這時,蛇口工業(yè)區(qū)的通水、通電、通路和平整土地等基礎工程建設任務,均采用承包的辦法。甲乙雙方定下工期,對提前完工的獎勵,拖延的則罰款,使工程進展迅猛。“蛇口模式”給了梁湘很大的啟發(fā):既然建設“三通一平”的基礎工程項目可以用承包的辦法,蓋大樓不也可以采取公開招標的辦法嗎?他把這個想法與分管基建工作的副市長羅昌仁和市建委負責人丁學寶說了。他倆搞了幾十年基建工作,很有經驗,一致認為公開招標會是一個好辦法。于是,他們滿懷信心地接受了梁湘交給的探索基建工程采用公開招標的任務,一方面組織人員把工程的設計圖紙分給各施工單位,請他們做預算;另一方面組織人員連夜核算工程“標底”。
很快有8家施工公司應招投標。7月,深圳市決定依照國際通行慣例,對國際商業(yè)大廈工程實行公開招標,擇優(yōu)發(fā)包。8月,市建設部門組成招標專業(yè)小組,對參加投標的4家建筑公司進行挑選,結果冶金建設公司以工期一年半、造價每平方米398元勝出。原先市里測算的“標底”是402元。
中國房地產30年啟示錄(48)
梁湘認為這是一次很有意義的試驗。他鼓勵大家大膽探索,總結經驗,逐步推廣,闖出一條發(fā)展基建的新路子來。
招投標的消息一傳開,原來負責分配基建任務的一些部門,感到現在沒權了,內心想不通,意見很大;一些施工單位也感到要投標,冒風險,壓力大,對此也嘖有煩言?;üこ坦_招標做法的鋪開,遇到了重重阻力。
面對這種情況,梁湘公開表態(tài):“改革是一場革命,不改革就沒有特區(qū)的前途。我們的眼睛不僅要看到327.5平方公里,而且還要看到960萬平方公里!誰要阻擋特區(qū)改革的道路,誰就要被搬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國際商業(yè)大廈工程招標的消息傳開后,省里基建主管部門也有意見,個別負責人甚至說:“省內的施工隊伍任務還吃不飽,深圳卻把任務包給外省的單位吃,這不是手指往外掰嗎?深圳這種做法‘出格’了,‘越軌’了?!?
不久,該負責同志陪同國家建委副主任張百發(fā)來到深圳檢查工作。在梁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張百發(fā)匯報特區(qū)基建工作會議上,這位負責同志對特區(qū)基建工作提出了八條意見,他說道:“特區(qū)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只能用于外而不能用于內,現在全省基建設計施工隊伍有許多人在窩工,深圳特區(qū)的基本建設應該依靠本省的隊伍來干。不能將所有工程都拿去公開招標,不能搞一刀切!”說到這兒,這位負責同志很激動,聲調陡高:“我主張一律不準香港、澳門的公司來深圳承擔設計施工任務,這是主權問題!”
中國房地產30年啟示錄(49)
又來一個主權問題!梁湘實在忍無忍了,他霍地站起來:“競爭促改革,競爭促進步。不管是省內還是省外,反正誰省錢、誰省時、誰質優(yōu)就讓誰干。特區(qū)要率先改革,就得要請省外的基建隊伍進來參與投標,就得請港澳的建筑公司進入特區(qū)投標。什么叫國家主權?大家都清楚,請別拿大帽子嚇人!”
一直冷靜地傾聽著雙方意見的張百發(fā),這時也不得不發(fā)話了:“基建行業(yè)要搞活,農商要分家,深圳的做法是個試驗。省內能解決當然省內來;省內解決不了的也應歡迎省外的隊伍來”。
這年秋天,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來深圳視察時,聽說這項基建施工實行公開招標的做法也給予了肯定?;氐奖本?,他又對國家建設部門的負責同志說起了這件事,認為這是一個新鮮事物,應該注意總結這方面的經驗。
在特區(qū)改革步履維艱的日子里,專業(yè)的話可算是“一言九鼎”。此后,在深圳反對工程招標的聲音就漸漸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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