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窮人蓋房還是為富人蓋房？任志強說得明白，企業(yè)的目標就是盈利。再沒文化的開發(fā)商也知道富人的錢好賺，窮人缺乏支付能力。若是一定要為此尋找經(jīng)濟學的解釋，則是意大利經(jīng)濟學家帕累托的“二八原理”，即20%的富人擁有80%的財富，有能力消費80%市場份額的商品。另一個推論則是，只要抓住這20%的客戶，就能賺到80%的利潤。

既然這是房產(chǎn)商的天然屬性，好，就讓我們用行政手段調(diào)整它。于是，“雙70%”的規(guī)定出臺了，在賺30%的富人的錢時，你先得向70%的普通人提供住房。

這真是全世界破天荒的創(chuàng)舉，把盈利和公益打包出售，購一個還得搭一個。記得幾十年前這樣的銷售行為很普遍，但進入購方市場后，再也沒有什么商品能暢銷到消費者要如此委曲求全的程度。先進能有如此特權的是土地，開發(fā)商靠土地生存，居民們也靠這個安身立命，供地的一方又處于壟斷地位，可以自由地改變規(guī)則。于是，一個命令出臺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建70%的中低價房子。

問題是，這樣“打包”是否真的能兼顧兩方面的需求。在普通人，房型小了，總價低了，能購得起市的小戶型了，不必再搬到遠郊區(qū)縣了。真是有百利無一害。當然，也許會有人覺得富人趾高氣揚，帶給小區(qū)紙醉金迷的不健康空氣。但如果你的頭頂上是幾套小居室打通連在一起的豪宅，地面上鋪了厚厚的地毯，墻壁上不惜重金做了隔音，和住著一個總是敲敲打打修理桌椅板凳的肯定不一樣;和十幾個人擠在一個兩居室的工人宿舍肯定也不一樣。

在我居住的小區(qū)里，很多人家種花養(yǎng)草，富余出的樹木就種在了公共區(qū)域，還有人在水池里放養(yǎng)了一大群金魚。而鄰近的一個房改的小區(qū)里，香椿芽還沒長到一寸長，就被剃了光頭。這里無意討論不同社區(qū)里居民的生活習慣，只是想說，的多寡的確影響著居民習性，富人唱卡拉OK要到錢柜，可如果住在不去歌廳唱歌的鄰居中間，恐怕就不得不聽免費的音樂了。的多寡甚至還影響到房屋的公共空間設計，為了替大家省錢，這樣混居的低層樓房可能沒有電梯，樓道里總是沉重的腳步聲和混雜的說話聲。

如果說在公共區(qū)域的隔離是歧視，是政治不正確，至少普通人和富人會選擇不同的樓盤。對此，各國和地區(qū)政府除了疏導，很少用圍堵的辦法。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在富人樓盤之間建公立學校，在公屋的樓盤間建超市，一個新區(qū)的建設，給有錢人提供的商品房比例不許超過40%，政府提供給低收入的公屋比例超過60%。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融合控制在公共空間領域，而非鄰里關系。

有一個說法，70%的城市居民無力購房，商品房全被30%的富人購了去。政策正是為滿足70%的人的需求而壓抑30%的需求。的確，土地資源是有限的，富人占有了80%的財富，如果按自由資本主義的原則，他們同樣可能占有了80%的土地，而占人口80%之眾的普通人勢必無立錐之地。有鑒于此，你會發(fā)現(xiàn)很多國家在房地產(chǎn)調(diào)控中都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二八原理”，比如韓國在調(diào)控房價時就主要針對擁有套房子的，對居民擁有的套以上住宅征收重稅，將轉讓套以上住宅的交易稅從9%～36%的水平提高到50%，并且從明年起，對于非土地所有人自住的土地交易征收60%的交易稅。新加坡政府甚至從一開始就自覺遵從“二八法則”，對占住戶總數(shù)80%的中低收入者供應由政府控制戶型和房價的組屋，對占3%的富人高價批地。

即便如此，硬性壓抑富人需求的措施還是很少見，建設部政策研究主任陳淮也曾說過，“讓購購豪宅的富人多交稅，不是要打擊、限制他們的消費，而是為了保護有限的土地資源，彰顯社會公平”。為什么？這個問題似乎沒有提問的意義。經(jīng)濟發(fā)展了，居民自然會有改善居住條件的需求，若是這個資本主義尾巴也割了，不如回到朱熹的時代。韓國政府就充分意識到，房價之所以飛漲，除了投機，根本原因還在于經(jīng)濟收入的提高，韓國人對于住宅的多樣化和高端化需求日益擴大，越來越多的韓國人希望居住在更，更舒適，配套更完善的住宅，而目前市場供給不能滿足這類需要。而滿足這種需求的先進辦法是加快住宅建設。

富人掌握著80%的財富，有著80%的購購力，與其消滅他們的購購欲望，不如差異化對待。這樣，既能劫富濟貧，又滿足了所有住房的需求。

　　　　　(作者：邢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