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２５日晚在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朗潤思·辯圓桌”會上說，中國國內產業(yè)升級空間很大，基礎設施特別是環(huán)境建設方面欠賬多，教育、衛(wèi)生、醫(yī)療領域投資潛力巨大，而且中國政府財政狀況較好，外匯儲備充足，這些都讓他對中國經濟相當有信心。

“當然，中國經濟也必須要居安思危，”林毅夫說。他舉例說，一些國家如日本、愛爾蘭，在保持二、三十年的強勁經濟增長之后卻陷入停滯，其背后的共同原因是房地產泡沫破滅，因監(jiān)管不力，再演變?yōu)閲乐氐慕鹑趩栴}。

林毅夫同時指出，中國仍是轉型國家，還有不少體制性問題仍未改革到位。他特別提及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問題，認為其與中國經濟存在的投資過高、消費偏低、順差過大等問題均相關。他說，中國經濟增長很快，收入分配狀況卻在惡化，這是體制性問題所致，如金融體系偏好大企業(yè)，壟斷產業(yè)靠占有資源獲得巨額利潤等。

不過，林毅夫對中國經濟前景仍持一貫的樂觀態(tài)度。他說，中國如能居安思危，解決好體制性問題，不管外界風雨如何，今后一二十年仍可保持８％左右經濟增長，為世界作出更大貢獻。尤其當前全球經濟復蘇根基并不牢，確需中國這樣的強勁增長來拉動走出谷底。

林毅夫指出，２００９年下半年迄今，全球經濟處于復蘇狀態(tài)，但這是“谷底回升”，是“統(tǒng)計上的回升”。發(fā)達國家目前普遍存在高失業(yè)率和產能利用率低的問題，經濟增長乏力，復蘇根基并不穩(wěn)固。

他認為，發(fā)達國家解決實體經濟的上述問題，貨幣政策作用有限且會連累他國，財政刺激政策更為可取，但也可能導致公共財政赤字增加和政府債務危機，這就需要借鑒中國經驗，他稱之為“超越凱恩斯主義”。

林毅夫解釋，面對１９９７年亞洲金融危機后經濟下滑風險，中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投向高速公路、港口、電站等基礎設施建設，不僅刺激了經濟增長成功“保八”，而且解決了經濟增長的一系列瓶頸問題；２００３年以后，中國出現了１０％以上的高增長，而通脹率卻低于７％。經濟增長帶來政府收入的增加，公共財政赤字逐漸下降，步入良性循環(huán)。

他說，目前全球７０％以上的發(fā)達國家產能利用率低，且主要存在于制造業(yè)和房地產業(yè)，因此應進行有助于提高生產率和消除消費瓶頸的基建投資，這樣可以增加就業(yè)，改善消費預期，提振房地產需求，降低金融部門的呆壞賬，逐漸減少財政赤字。

林毅夫指出，發(fā)達國家在公路、高鐵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還有相當大潛力，更重要的是，發(fā)展中國家到處是“瓶頸”。如果發(fā)展中國家多搞基建，對資本品的需求就會增多，這將緩解發(fā)達國家產能過剩和失業(yè)問題。對發(fā)展中國家而言，基礎設施建設直接帶來就業(yè)，并消除增長的瓶頸制約，未來會有更好的經濟表現。

林毅夫表示高興地看到２０國集團頭爾峰會達成共識的條就是基礎設施建設，此后新加坡舉行東亞基礎設施投資高層會議，承諾用主權基金５０００億美元，支持東亞地區(qū)基礎設施發(fā)展。

“如果世界上多幾個類似的基金，全球經濟復蘇根基才會牢固，”他說。

林毅夫再次呼吁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建立一項新的“馬歇爾計劃”，以類似于美國在二戰(zhàn)后為歐洲提供巨額援助的方式協(xié)助重建全球經濟，并幫助自己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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