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企的房價對于整個中國社會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包袱。對于年輕人來說，房子問題顯得更為突出、現實。在當代，沒有房子就結婚已被看作是一件特別有勇氣的事情，但再往前幾十年，類似的事情卻很正常，也即所謂的無產者結合。“裸婚”的年輕人成了勇氣的代表，而對于其他不甘“裸婚”的年輕人來說，壓力卻在無形中被整個社會放大。

　　年輕人購房難應理性對待

　　對于年輕人來說，沒有房子結婚才是真正愛情的體現。鄙人年輕時曾擔任國務院萬里同志的秘書，那時候與愛人結婚也沒有房子，純粹是因為愛情才在一起。直到許多年之后妻子懷孕，單位才開始考慮分房。年輕時沒有房子，卻絲毫沒有影響夫妻之間的感情。當代年輕人應該有追求愛情的勇氣，不要把功利的東西看的太重。

　　與此同時，丈母娘普遍勢利的現象應引起整個社會的反思。長輩們?yōu)榱俗优奈磥砜紤]，往往把年輕人的當前處境看成是恒久性的，這對于年輕人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挫敗。普通年輕人在人生的奮斗階段不可能有房子，因此也不可能要求現在的年輕人在工作還沒定型的時候就先在東城或西城購一套房，這既不現實，也起了很壞的示范作用。

　　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主動爭取有房才結婚，實則也表明了一種社會經濟的進步。年輕人之所以提出先購房后結婚，除了社會家庭結構的變化，更多是因為大家都需要有自己獨立的環(huán)境。同時，年輕人開始有一定的積蓄來實現購房，因此有房才結婚也體現了整體老百姓的富裕。否則，年輕人根本不會有這樣的念頭。

　　解決年輕人購房難應增加供應

　　目前年輕人購房，較直接的資助來源就是父母、叔輩，因此簡單比較他們現在的收入水平和房價并不適當。另外，收入/房價這個概念的計算方式就不妥當，畢竟很多人住的是小產權房，很多人住的是房改房，還有一些是拆遷改造房，都是不用花錢或者花很少錢就能購下的房，把這個加起來一算，中國的收入、房價比就立刻降得很低。房屋本身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各類不同收入水平的人，通過不同的房屋類型較后都能住上房子。因此也不難看出，房屋是可以平衡社會貧富的。

　　解決年輕人購房難的問題，較重要的還是擴大商品房的供應量。增加供應量房價不一定會下跌，但卻可以防止房價過快上漲，使得房價的上漲幅度低于老百姓收入的增長幅度。此外，提高供應量不光能降低房價上漲的幅度，還能拉動相關產業(yè)的增長。供應多了就漲得慢，年輕白領的收入水平也會慢慢跟上。

　　年輕人在沒有購房之前也可能會涉及租房。其中，一部分租賃房產權是由政府持有，一部分是老百姓持有的商品房，還有一部分是農民持有的農村房。不難看出，租賃市場涉及的范圍較廣，因此政府一定要把握住。如果社會上租賃房屋的價格過高，而政府能夠提供足量的租賃房，政府就可以有效引導這個市場。簡單來說，只要各級政府能提供一部分租賃房，就能夠幫助穩(wěn)定價格，因此政府的作為十分重要。

　　政府調控應為市場調控讓道

　　目前的房地產調控，的毛病就是調反了。每次面對房價上漲的壓力，大家都知道應該增加供應量，包括增加供地、增加保障房、商品房的供應量等。既然增加商品房的供應量，就不能打壓，同時不能夠雙緊(緊縮銀根、地根)，但現在的調控恰恰是相反的。

　　這么多年調控形成的思維模式，可稱作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也即被綁架久了就認同綁架者的思路，甚至為綁架者說好話。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就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尤其在一些部門，他們認為沒有政府調控怎么行呢，如果政府不調控房價不會更上漲嗎？但實際上，明明是吃庸醫(yī)的藥導致病人的病更重了，病人卻非說不吃這個藥就要死了。

　　要推動經濟的健康發(fā)展，較重要的還是市場調控。政府調控是在市場調控之后的另一層調控，即利用行政力量照顧到市場調控所不能顧及的某些方面——比如市場行為本應按勞取酬，不應承擔保障房的建設任務和轉移支付。但按勞取酬的起點公平會造成終點的不公平，因為各種各樣的差異，會造成有的窮、有的富，政府行為就是要做一次雙重覆蓋式的調節(jié)。但目前的宏觀調控往往成了微觀調控，成了具體的微觀項目審批，甚至管到產品應不應該賣、什么時候賣、定什么價格等，而政府越是如此就會越遭人垢病。因此，必須把走錯的路再扭轉回來，重推市場經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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