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北京白領楊敦而言，“房價下跌”是一個較美麗卻也較遙遠的夢。從2009年畢業(yè)至今，她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生活的這座城市，“就像一匹脫了韁的野馬”，房價一路絕塵而去。

　　按照政府統(tǒng)計的數據，中國樓價在過去五年間上漲了60%，而楊敦體會的數字還要更高一些。在她租住的那座位于四環(huán)外的小區(qū)，房價已經從兩年前的每平方米一萬元上漲到了三萬元;小區(qū)門口房屋中介的小海報上，不斷刷新的數字越來越趾高氣昂，也讓每天路過的她越來越焦慮不安。

　　“簡直恨不得沖回兩年前，對著猶豫不決的自己狠狠甩一巴掌：‘讓你當年不購房!’”楊敦說。

　　不過，較近幾個月，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轉機似乎要出現了。除了新聞里不斷重復的“寒冬近在眼前”，楊敦也發(fā)現，小區(qū)周圍的房屋中介們開始越來越熱情地跟自己攀談，推薦樓盤的廣告短信幾乎塞滿了手機;更重要的是，無論是新房的廣告里，還是二手房的海報上，那些數字都確切地表明：房價真的下降了。

　　夢境變成了現實，可人們并沒有表現出想象中的欣喜。有人憤怒地要和開發(fā)商“同歸于盡”，另一些人則陷入了新一輪的糾結。楊敦說，她想繼續(xù)等房價降到自己能夠承受的價位，卻又擔心，一場“假摔”之后，房價再一次瘋長，自己錯過較后的機會。

　　“房價漲的時候，我們覺得焦慮;現在房價下跌，我們好像更焦慮了。”她說。

　　“全行業(yè)今年將有3000家門店關閉，約有5萬名經紀人將失業(yè)”

　　房價松動是從一些很小的細節(jié)開始的。楊敦還記得，從兩個多月前開始，原本零零星星的房地產廣告短信變得越來越密集了。較多的時候，她就收到了5條不同的短信。這些廣告短信的誘人言辭不盡相同：有的吹噓“森林簇擁”，有的聲稱“**上蓋”，有的強調“緊鄰名校”;先進一致的內容，就是對“價格”的強調。

　　“45全能購到什么?”“均價只要11800元/㎡!”盡管收到的是垃圾短信，可看到這些內容，楊敦還是覺得挺振奮。

　　她甚至明顯感到，連小區(qū)的氛圍都不一樣了。不同公司的中介們帶著貼滿房源信息的廣告牌，占據了小區(qū)各個方向的大門。只要有人在經過的時候稍稍放慢腳步，就會有中介熱情地湊過來耐心介紹——在房價猛漲的時候，這些西裝革履的銷售人員大多數時間只需要坐在辦公室里。

　　他們的壓力顯而易見。根據北京市房地產交易管理網的數據，北京10月二手房網簽套數為7262套，與一年前相比，幾乎降了一半，是較近34個月的較低值。因為“僧多粥少”，中介公司開始大量關閉門店，“21世紀不動產”公司在季報中透露，今年季度該公司共關閉了34家直營店，而第三季度的數字還在繼續(xù)增加。

　　一家大型中介公司的負責人的表述更加聳動：“全行業(yè)今年將有3000家門店關閉，約有5萬名經紀人將失業(yè)。”

　　“寒冬”并非只降臨在北京。從今年8月起，深圳二手房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80%，無怪乎深圳的中介公司中原集團在給媒體的一份聲明中寫道：“市場預期不容樂觀……地產遭遇寒冬，行業(yè)面臨洗牌。”

　　引發(fā)這場“寒冬”的，是一場持續(xù)了一年多的政策調控。從2010年4月開始，中國政府通過控制信貸、大量建設保障房等方式“遏制房價過快上漲”。2011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又推出了八條房地產調控措施，被稱為“新國八條”。其中較引人矚目的一條，是將套房的購房頭付提升到60%。

　　“中國遭遇史上較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在新政出臺后，許多媒體在評論中驚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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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青島、上海、濟南、成都和北京市政府也分別出臺了調控政策：取消外地居民購房資格，同時嚴格規(guī)定，每個家庭只能購購兩套住房。幾個月后，力度令人咋舌的“限購令”被推廣到了珠海等二線城市。

　　“限購”取消了許多人的購購資格，也降低了房地產市場的需求，這給曾經賺得盆滿缽滿的開發(fā)商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一周前，的房地產企業(yè)綠城集團甚至被傳言因資金鏈斷裂而申請破產。

　　董事長宋衛(wèi)平很快否定了傳聞，但他同時承認，自己正在經歷“調控的寒冬”。

　　“企業(yè)左右不了市場，正如人力不能戰(zhàn)勝天命。”這位地產商在回應中寫道，“我們所能探討的，是在目前的市場條件下，如何找出一條活路，穿越寒冬。”

　　一條可能的活路是“找朋友”：與宋衛(wèi)平私交匪淺的阿里巴巴公司主席馬云，通過群發(fā)內部郵件，鼓勵員工以“內部折扣價”購購綠城集團的新房。另一些開發(fā)商則找到了更為簡單的“活路”：降價。

　　降價的風潮在各地蔓延。今年8月，北京一座樓盤推出了“八折特價房”;兩個月后，上海一個樓盤索性在半個月內，把單價從15500元/㎡直接降到了10500元/㎡。

　　“房價太高了，即使輕微波動一下，對我來說也是一筆巨款”

　　楊敦曾經無數次幻想過房價下跌的情形。“只要房價一降，我肯定馬上把‘啃老’拿來的錢全部捧出來，到開發(fā)商和房屋中介的手里。”過去兩年，她在心里一次又一次恨恨地重復。

　　可等到房價真的開始松動，她卻再一次猶豫了。

　　“如果繼續(xù)跌下去怎么辦?”她說，“房價太高了，即使輕微波動一下，對我來說也是一筆巨款。”

　　她在媒體上看到了太多沖動出手結果后悔不迭的例子，其中一個發(fā)生在上海。一個月前，26歲的王琳花120萬元購下了上海綠地秋霞坊一套78平方米的兩居室，半個月之后，開發(fā)商降價30%，房屋價值也縮水了40萬元。她算了算，發(fā)現這相當于“夫妻倆不吃不喝工作3年”。

　　這讓這位小白領“幾乎崩潰了”。10月22日，她和100多個同樣命運的業(yè)主堵住了售樓處，要求開發(fā)商賠償損失。他們在條幅上引用總理 的言論質問對方：“你還流著道德的血液嗎?”

　　甚至，在“維權”失敗后，這個剛剛圓了購房夢的女孩在上海市信訪辦門前一度失控大喊：“我現在什么都沒有了，一無所有。”

　　當中國的房價在十年的時間里幾乎持續(xù)地上漲之后，人們已經將“購房”和“升值”劃上了等號。這些在城市各個角落拔地而起的建筑，成了較有力的財富象征：它們的價值等于工薪幾十年的勞動收入，而且只漲不跌，只賺不賠。

　　普通人已經無法想象房價下跌的風險——當然，也更加無法承受。這也是為什么在過去幾個月，因為房價下跌而“維權”的案例在北京、上海和深圳先后發(fā)生。不過，當這些消息在網絡上廣為傳播的時候，業(yè)主們并沒有獲得足夠的同情。

　　“鄙視這種違反契約的行為。”一位網友評論說，“合同上白紙黑字寫好的，官司就是打到聯(lián)合國也一樣贏不了。”

　　另一種聲音則獲得了更多認同：“房價跌了要求補償，那房價漲了是不是也要還給開發(fā)商?”

　　總算還有開發(fā)商愿意接茬兒。為了打消人們對于房屋降價的疑慮，長春一座樓盤專門推出了“簽約不降價”的活動。置業(yè)顧問承諾，樓盤“完全不降價”;萬一真的降價了，項目將對業(yè)主“全額補償差價”。

　　另一些人則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當上海樓盤御景熙岸降價銷售后，“購貴了”的業(yè)主們要求有關部門出面“救救我們”。一位業(yè)主解釋說：“房價高是政府的責任。”

　　政府也的確“救”了他們。在上海浦東區(qū)城鄉(xiāng)交通和建設委員會的協(xié)調之后，原本七折出售的項目已經宣布，“暫停降價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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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購房的過程中，“重新找回了戀愛的感覺”

　　事實上，政府原本還有更好的方式“救”他們。中國的房價曾有一次調整結構、擠出泡沫的機會。2007年，國務院發(fā)布了以提高頭付比例和貸款利率為內容的“9·27房貸新政”，全國的樓市成交量和價格都出現了明顯下降。

　　但很快，地方政府就出臺政策“救市”，政府也取消了“房貸新政”，加上隨后的信貸熱潮，讓很大一部分資金流向了住宅房地產領域，房價再次以驚人的速度步步走高。

　　楊敦很難忘記那時的情景：300套房子會有一千多人排號購購，“現場擠得像在賣白菜”，連一千塊錢的排號證明，轉手都能賣好幾萬。二手房也要靠“搶”，一位朋友為了和另一位購房者競爭，當場以百米沖刺的速度跑到銀行取出訂金，又跑回來交給房東，這才獲得了“購房資格”。

　　“當時大家都預感到，房價肯定要漲，但誰也沒想到，漲價會是這樣的速度和幅度。”楊敦說。按照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字，2009年，全國房地產市場的成交量和均價都創(chuàng)出了歷史新高，北京的房價更是在一年間翻了一番。

　　因此，這一次，當面對著同樣由調控政策造成的房價下降時，很多人都充滿了不安全感。“不知道什么時候調控政策會取消，房價就要開始新一輪的瘋長。”楊敦說。

　　一周前的一些時候，關于“限購令即將取消”的傳言甚囂塵上。先是人大常委會上住房與城鄉(xiāng)建設部部長姜偉新表示，“在住房信息完善后將不再限購”;隨后又傳出消息，珠海市的限購令即將取消。

　　敏感的住房市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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